懂得贤才的重要性是任用人才的第一步，接下来还需要一个“察贤”的过程，即正确地识别人才，这是重视和任用人才的前提条件。作为杰出的政治家，吕不韦深谙“尚贤为政之本”的道理，作为一国之相，他深知人才对治国的重要性。吕不韦以政治家的眼光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把得贤人与得天下直接联系起来，从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尚贤的重要性。

他在《吕氏春秋》中写道：“身定，国安，天下治，必贤人。”“得十良马，不若得一伯乐；得十良剑，不若得一欧冶；得地千里，不若得一圣人。舜得皋陶而舜受之，汤得伊尹而有夏民，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。夫得圣人，岂有里数哉？”要求国家的统治者把尚贤作为基本国策。吕不韦的这些观点和做法，都显示了他对人才的推崇。

吕不韦所处的时代是个群雄争霸的时代，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，人才的重要性和巨大作用更加凸显出来。对此，吕不韦借助《吕氏春秋》提出了“察贤”的三个标准。

首先，《吕氏春秋》使用了许多概念，如圣、贤、士、能等，从这些概念看，吕不韦心中的“贤人”都是一些品德高尚的能人，也就是德才兼备之人。

其次，《吕氏春秋》指出：“凡举人之本，太上以志，其次以事，其次以功。三者弗能，国必残亡。”吕不韦将心志、做事、功劳三者作为举人之本，这个标准把德才兼备具体化了，延伸到了做事的能力和政绩等。

最后，《吕氏春秋》明确地提出了“八观六验”和“六戚四隐”的内观和外观标准。所胃“八观六验”，就是“凡论人，通则观其所礼，贵则观其所进，富则观其所养，听则观其所行，止则观其所好，习则观其所言，穷则观其所不受，贱则观其所不为。喜之以验其守，乐之以验其僻，怒之以验其节，惧之以验其特，哀之以验其人，苦之以验其志。八观六验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”。具体意思是：

(1)在他通达、过著很顺利的日子时，要注意看他礼遇的是些什么人。

(2)在他显贵、发达时，要注意看他举荐些什么人。

(3)在他富贵时，要注意看他供养、收养些什么人。

(4)在他听取意见时，要注意他将采取些什么行动。

(5)在他闲暇无事时，要注意看他有什么喜好和嗜癖。

(6)在与他探讨问题时，要注意他说些什么话、怎样说话。

(7)当他贫穷时，要看他不接受什么东西。

(8)当他处在下贱阶层时，要看他绝对不做什么事情。

以上是“八观”的主要内容。

(1)当他高兴时，要检验他有没有过分的表现、所恪守的事情有没有因此而放松。

(2)当他快乐时，要看清他的癖好。

(3)当他发怒时，要看清他的节制，能否保持理性。

(4)当他恐惧时，要看清他是否保持着足够的自制力。

(5)当他哀伤时，要看清他为何哀伤，透过这种哀伤能否看到他的仁慈之心。

(6)当他处于苦难当中时，要看清他这时所秉持的始终不渝的志向。

以上是“六验”的主要内容。

除了“八观六验”，吕不韦还说：“论人者，又必以六戚四隐。何谓六戚？父母兄弟妻子。何谓四隐？交友故旧邑里门郭。内则用六戚四隐，外则用八观六验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，譬之若逃雨，汗无之而非是。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。”所谓“六戚四隐”的标准就是：鉴定一个人的品质，除了要有以上标准之外，还要听取他六类亲戚、四种接近他的人对他作出的评价。六类亲戚是：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，四类接近他的人是：朋友、老相识或同事、乡亲和邻居。这些人代表了他不同时间、生活侧面和生活空间内对他最为熟悉的群体，所发表的看法和见解也必然是最为客观、全面而公正的。

综观以上三个识人标准，标准一是综合的理性标准，核心即德才兼备。标准二是理性标准的具体化，侧重于具体操作。标准三是从内、外两个不同方面识别考察人才，侧重于方法论。应该说，这三个标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考察体系，吕不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能够提出按照这一标准体系识别考察人才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。

古语说：知人善任。作为一名领导者，不了解一个人，就无法决定能否对他委以重任。只有了解了他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人才的能力和作用，或者识破一个奸伪之徒的本来面目，避免影响整个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。了解人才、选择人才是关乎一个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，现代企业管理者在人才管理上，有必要借鉴吕不韦的“察贤论”，掌握科学的识人方法，凭此发现和获得更多真正优秀的人才。（黄美林）